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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代中国翻译家的“莎翁情史”-北京翻译公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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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21年,田汉翻译的《哈孟雷特》发表在《少年中国》杂志上,这是最早的莎士比亚戏剧中译本,到今天,莎剧中文翻译的历程已有95年。在近百年的时间里,为人熟知的莎剧翻译家是朱生豪、梁实秋、孙大雨和方平等。

其中朱生豪、梁实秋、方平的莎翁译本都出过全集(朱生豪因病早逝最后6部史剧未及翻译;方平译本为方平主译主编,多人合译;梁实秋独自完成全集翻译),而孙大雨的译作共有8部。以体例论,则朱生豪、梁实秋是散文体,孙大雨是首用诗体来译,而2014年由方平主译、主编出版的《莎士比亚全集》则是首部诗体全集译本。此外,卞之琳、梁宗岱、曹禺翻译的莎剧或诗歌也广为中国读者所熟悉。

今年适逢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,“2016上海长宁区读书节阅读嘉年华”的开篇活动,就为读者准备了两场莎士比亚系列讲座。4月16日下午,首场讲座即由朱生豪独子朱尚刚和复旦大学英语系教授、诗体《莎士比亚全集》译者之一张冲,在上海长宁区图书馆为读者讲述两代翻译家的“莎翁情史”。

没有莎翁汉译,

日本人说中国没文化

1942年,英国伯明翰举办了莎士比亚作品外国译本的展览,在日本的展台上,陈列着一套日本人翻译的《莎士比亚全集》,精装烫金数十册,蔚为大观。而在这套全集旁边,则孤零零地摆着中国出版的薄薄一本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,译者为田汉。

这种文化之痛,朱生豪早早就已经有所体会。

1929年,17岁的朱生豪从浙江嘉兴秀州中学毕业,被保送到省城杭州知名的高等学府——之江大学(今浙江大学之江校区)学习,主修国文,选修英文。之江大学的四年,为朱生豪打下了良好的国文和英语功底。因学校藏书丰富,他得以阅读大量中外古今优秀文学作品,其中对他感染最深、影响最大的是诸如雪莱、济慈、华兹华斯等许多英国诗人的作品。

“另外,对于英国伟大戏剧家莎士比亚的作品,他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,深深为莎剧里面深厚的人文主义内涵所吸引,在大学期间,从头到尾读了好几遍。”朱尚刚说。

张冲认为,对诗歌语言的敏感和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、古典文学积淀,以及爱国心,是朱生豪得以完成里程碑式的莎剧全集的三个重要原因。这里所说的爱国心,朱尚刚解释,指的是朱生豪走进莎剧翻译的动因。

当时是1935年春,上海各大出版社纷纷翻译世界名著,朱生豪毕业后供职的世界书局自然不甘落后,打算翻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,时任英文部主任的詹文浒建议朱生豪来翻译,朱生豪答应了。据朱生豪夫人宋清如回忆,所订合同是计件付酬,每千字两银元(1银元约合今日三四十元人民币)。当时朱生豪要负担全家人的生活,经济拮据,翻译稿酬虽然不多,但亦不无小补。

但实际更深层的原因,则是他想借翻译莎剧,对日本进行文化上的抵抗和反击。1936年夏天,他在给宋清如的信中写道:“你崇拜不崇拜民族英雄?舍弟说我将成为一个民族英雄,如果把Shakespeare(莎士比亚)译成功以后。因为某国人曾经说中国是无文化的国家,连老莎的译本都没有。”信中“舍弟”是朱生豪胞弟朱文振,而“某国人”指的正是日本人。

“作为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,父亲原来常因报国无门而感到苦闷、迷茫,而这个时候就发现自己的工作可以为民族争光,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联系起来,精神面貌就一下子振作起来了,所以他下决心要把翻译莎士比亚这项工作做好,为国争光。”朱尚刚说,从此以后父亲一改原来“孤独、寂寞、彷徨”的心态,进入了莎士比亚的世界。

两本词典,两度重译

朱生豪在反复研读全部莎剧和尽可能搜集不同版本后,于1936年开始动笔翻译。

因为莎剧原文是中古英语的诗句,如果仍然按照诗句来译,朱生豪认为,不但难度大,而且在语言使用上受到很大限制,难以达到通俗、流畅的要求。几经斟酌后,他决定采用散文体进行翻译。

到1937年夏天,朱生豪已经译完了莎士比亚的多部戏剧,预估到秋天可以把第一分册“喜剧”部分全部完成。但是“八一三”淞沪抗战的战火打断了他的翻译计划。

“父亲居住地首当其冲。他只得连夜仓促出走,什么都来不及整理,只带了一个藤箱,里面装了一本牛津版《莎士比亚全集》,少量的稿纸和几件衣服。”第二天,朱生豪准备冒险去取回已经交给世界书局的译稿,但是那一带已经一片混乱,无法通行,而世界书局总部更是被日军占领。

“父亲一年多来的全部译稿以及千辛万苦收集起来的各个版本的莎剧、参考资料以及其他书籍用品全部都散失掉了。”朱尚刚说,虽然后来有两个剧本译稿找了回来,但那时朱生豪已经重新翻译了。

朱生豪回到了家乡嘉兴,后又辗转多地,直到1938年,才冒险重回上海“孤岛”,后又进入中美日报工作。在这期间,朱生豪的翻译工作没有停止,他还是从《暴风雨》开始从头进行翻译。然而这部分的译稿又因为太平洋战争的爆发,日军占领整个上海而没能保存下来。再次逃离上海后,1942年5月,朱生豪在与宋清如举行了简而又简的婚礼后,去常熟宋清如娘家暂住半年,后又回到了常熟老家。

“那时他仅有的工具书只是两本词典——《牛津词典》和《英汉四用词典》,既无其他可以参考的书籍,也没有可以探讨质疑的师友。他所耗费的精力,确实难以想象。”朱尚刚说。

由于超高的脑力支出,加上贫困而得不到必要的营养补充,1944年6月,朱生豪在翻译完《亨利五世》的前两幕后不得不放下了笔,于当年年底因肺结核、肠结核等并发症英年早逝,时年仅32岁。

“准确地说是五部半历史剧没来得及翻译,就走了。他最大的遗憾是 早知一病不起,拼着命也要把它译完 。”朱尚刚不无慨叹地说道。

吸收国际莎学成果,

提供另外一种莎士比亚

尽管受限于时代、条件和个人风格,朱生豪的译本难免有不善之处,但流传半个多世纪以来,朱译莎剧已经成为广受读者喜爱的经典译本。

“朱生豪这么一座丰碑在这里,我们怎么超过他?只能和他显得不一样。当然不仅仅是因为这个,因为每个人的背景不一样,他接触、认识到的莎士比亚就不一样。”张冲谈到诗体新译的初衷这样说。

1991到1992年期间,张冲在哈佛大学做博士后时,在书店偶然看到了莎士比亚的第38部戏剧——《两贵亲》,很喜欢,而恰巧自己的博士论文正是写莎士比亚研究,所以就决定试着翻译。这部新发现的莎剧,其实在1970年代国际上已经归入了《莎士比亚全集》,但中国这边却鲜有知道的。

张冲开始翻译时,并不知道西南师范大学外语系教授孙法理也在翻译,只是觉得面对基本都是散文体的莎剧翻译,何不尝试一下用诗体的形式来翻译呢?翻译完成后,张冲将其拿给方平看。方平读完以后觉得很好,而当时方平正在做莎士比亚诗体全集的翻译,就邀请他加入进来。除了《两贵亲》外,张冲还翻译了四部传奇剧,和一篇被认为有60%可能性是莎士比亚最早一部剧的《爱德华三世》。

当初为何会想到用诗歌体来翻译,张冲回想,这首先是因为他是从英文开始认识莎士比亚的,一开始就接触的是诗体的莎剧原貌。

“莎士比亚对我来说,他的诗体和散文体不仅仅是简单的作品表达形式不同,按照现在的形式主义批评理论和其他理论来说,形式是有意义的,对于莎士比亚而言,他的形式自然也是有意义的。”张冲解释道。

比如,在莎剧里,社会地位较低的人在说话时,可能就会以散文体表达,而场景一旦转到那些贵族或优雅女性之间的谈话时,大部分时候就会是诗体。另外,莎剧中的诗体大部分是无韵诗,而偶尔押韵的时候,往往是转幕的需要。“往往莎士比亚在场景转换的时候会用四行押韵诗,有一点像中国古典戏曲,像元杂剧中的上场诗和下场诗。”张冲介绍道。

这套全新的诗体译本于2014年莎士比亚诞辰450周年时出版,充分吸收了国际莎学研究的最新成功,共收莎剧38部和1部存在争议的《爱德华三世》,凡470万言。主译、主编方平承担了大部分翻译和修改等工作,但可惜并没有看到全集的问世,他在2008年去世前曾指出:“这一套全新的诗体全集译文《莎士比亚全集》不只是新在这是按照原来的文学样式(诗体)的新译,而是想着重表明,在一种新的概念启发下,对于莎剧的一种新的认识。”

张冲对此解释道,“我们老以为经典是放在书架上让人瞻仰的,其实不是,经典的起源一定是草根。莎士比亚的戏剧就是为了让上面的人可以演,让下面的人可以看的。”所以方平在翻译过程中,一直试图把莎剧文本从传统的“案头剧”转向“台上之本”。